这阵子，印在日本支援我国抗击疫情物资上的诗句，一直回荡在许多人的心中。事实上，正如那句“青山一道同云雨，明月何曾是两乡”，历史上，博大精深的汉语着实帮助了日语文化的形成；而如今，我们常说的“佛系”“小确幸”，又是从日本传过来的新兴词。
近代考古研究发现，日本列岛原本与亚洲大陆紧紧相连，仅在大约一万年前才逐渐形成如今一衣带水的状态。据史料记载，中日两国交流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两千年以前，其范围包括了语言、文字、风俗习惯、政治经济、社会发展等各个方面。中国最早记载日本（书中称为“倭”）的历史典籍，是南朝刘宋时期范晔（398年-445年）编撰的《后汉书》，而“日本”一词，则最早出现在公元10世纪的《旧唐书》中。三国时期，中国南方地区流行的吴音传入日本。根据日本最古老的史书《古事记》记载，汉字大约在公元3世纪传入日本，到了5世纪左右，钟铭、碑文等金石文中已经有日本人撰写的汉文。公元7-8世纪，日本人学习汉字典籍、撰写汉诗已不鲜见，《日本书记》《古事记》等典籍中有大量汉字即为明证。唐朝时期，普遍存在于中国北方的汉音传入日本。日本镰仓时代，杭州地区的唐音也传入日本。
汉字刚进入日本时，书写非常复杂，且所有词汇都由汉字组成。直至万叶假名出现，汉字在日语中的书写才变得简单。这些简化了的汉字不再和中国的汉字同义，只是作为一种注音符号。如今，日本很多地名、人名依然使用万叶假名，所使用的也是古代日本语表记汉字的音与训时所借用的文字，比如：“鱼群”，读作“なぶら”(nabura)或“なぐれ”(nagure)日语的假名起源于真假名，也就是全为汉字字形的万叶假名。后来，日本人为了更方便地使用文字，便对文字进行拆分，把汉字的草书体和偏旁部首拿出来，简化和整理之后，形成了今天的片假名和平假名。由于汉语的影响，日语音节在训读和音韵方面也发生了变化。日本的汉字部分，按汉语的发音读出来，叫音读；只取汉字义，读日语音，叫训读。在汉语影响下，日语的音韵开始出现了音变、拗音、浊音，也出现了“ラ”行的音（“ラ”是日语的片假名，读音类似汉语的“拉”ra）。目前，日语中采用训读方式的字非常多。有的与汉字拥有同样的意思，如“川”“山”；“稼”，汉语表示“种植谷物”，日语则代表“挣钱”；日本在吸收汉字的过程中，常常会遇到一些汉字表达起来比较难或者日本特有的概念。为了解决语言的落地问题，日本人创造了“国字”，国字的构成基础依然是汉字，一般以会意的方式出现。例如：与此同时，日本在引入汉字的过程中，也吸纳了不少汉字的特色文化，保留了汉语成语及习语的部分表达方式，使得一部分汉语成语仍然在日语中广泛使用，如：
自由自在、马马虎虎、鸡鸣狗盗、卧薪尝胆……
与此同时，日本人也充分借鉴这样的文化表达方式，根据汉语创造了一部分成语或习语，如：
“情人眼里出西施”，日语表达为“面タの楊貴妃”。
中国文化中含蓄的表达方式也影响了日本语言结构，使其具有了含蓄表意和淡化逻辑的特点。例如：
“不吃了吗?”，在日语中表达为“食べませんか”。（ません表否定，か是疑问助词，同样是“不了吗？”的意思）
这句话原本的意图是想要对方再吃点，形式上却用疑问和否定的语气，反衬出说话者的真实含义及礼貌的态度。此外，日本在佛学、儒学文化的基础上，逐渐形成了具有日本国特色的文化，日本国内流行的俳句则是在中国诗歌的影响下逐渐形成。日本对中国文化的借鉴，史书中不乏记载，书中许多内容似在自表：“你反正也是学我，根系还是在我这。”唐宋时期，大量日本使节来中国学习先进文化，史书中开始出现对日语的记载。《隋书》《东夷列传》“倭国传”中指明了日本文字的起源：“无文字，唯刻木结绳。敬佛法于百济，求得佛经，始有文字。”《宋史》“日本传”则指出日文汉字起源于中国这一历史事实：景德元年，其国僧寂照等八人来朝。寂照不晓华言而识文字。缮写，甚妙。凡问答并以笔札诏号。这说明，当时的日本僧人尽管不会说汉语，不能直接用汉语与当地的中国人进行交谈，但是由于他们通晓汉字，可以使用这种两国通用的文字（汉字）进行“笔谈”。南宋时期，在罗大经所著的《鹤林玉露》中空前的出现十几个日语单词的记录：僧言，其国称其国主曰天人国王。安抚曰牧队。通判曰在国司。秀才曰殿羅罷。僧曰黄榜。砚曰松蘇利必。笔曰分直。墨曰蘇弥。头曰加是羅。手曰提。眼曰媚。口曰窟底。耳曰弭弭。面曰皮部。心曰母児。脚曰叉児。雨曰下米。风曰客安之。盐曰洗和。酒曰沙嬉。真正有关日本特有的语言文字（假名）的详细记载则出现在元代的史书资料《书史会要》中，书中提到汉语在当时的日本社会占有优势地位，与此同时，除汉语外，日本也有特有的文字（假名）的存在，且已经具备了相当高的系统性和完成度。明朝时期，倭寇扰边，朝廷的统治受到威胁，抗倭斗争的需要促使中国出现了第一次日本研究高潮。明亡清兴，边患消除，天下太平，关于日本的研究复趋平静。1868年以后，随着日本明治维新的日益深入，日本社会产生巨大变革。中国第一任驻日公使何如璋的赴任日记《使东述略》（附《使东杂咏》，1877年）中写到：
近趋欧俗、上自官府，下及学校、凡制度器物语言文字，靡然以泰西为式。
说明在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社会，汉语对日语的影响力已逐渐式微，甚至大有被“泰西文字”取而代之的趋势。与此同时，文中也使用了一些日语汉字词：今天的我们看到这些词，几乎一点也不陌生，因为它们被部分借鉴到汉语中，成为了所谓的“日制汉语”。这些新词汇，是明治维新后，日本对西方词汇的翻译。日本人对这些西方词汇进行新的理解，利用汉字表意的特性翻译出一系列意译词，这类新的词汇就被称为“日制汉语”（也称“和制汉语”）。例如，“revolution”被译为“革命”，是借鉴了《周易》：此外，还有一些词也来自我国古代文学作品，比如，“physics”被译为“物理”，是借鉴了杜甫的《曲江二首》：此外，日本有些词语含义，虽是借鉴中国，但词语意思完全不同，例如“故意”，在日语中指旧情，借鉴了杜甫的《赠卫八处士》：
十觞亦不醉，感子故意长。
这些汉字词已不是中国古代词语的本来面貌，在近代文明进程中被赋予了新的含义，成为了新的现代词语。而在中国与日本的交流中，日制汉语则反哺回中国。与思想、观念、科学、艺术等近代文明相关的词语如“人民”“共和国”“社会主义”“干部”“艺术”“交流”“否定”“肯定”“假设”“供给”“健康”“政策”“政治”“化学”“物理”“警察”“人格”等正是在此时传入我国。而“~化”“~性”“反~”“超~”等表达，也都是日本在西方造词法基础上的翻译创造。与此同时，也有少量“纯日产”的日语传入我国。例如：直到20世纪50年代，新中国政府对化学物质、度量衡等进行重新命名时，才将当年日本传入的水素、酸素、吋、粁等词逐渐淘汰。此外，还有一些日式外来语现在仍然使用，例如瓦斯（煤气）、淋巴、俱乐部等。
讲到这里会有人问，难道当年中国人就没有对西方词汇的翻译吗？当然有，中国人对西方词汇的翻译主要有两种方法。一种是以章士钊为代表的音译。比如：
这种方法并未成功，因为每一个汉字有特殊含义，只按照发音组成的词语一方面不利于理解，另一方面很难记忆。对此，日本的意译法对应翻译出的“电话”“民主”“科学”，在今天仍被广泛使用。 第二种是以严复、林纾为代表的的意译，翻译比较古雅。比如：由于当时社会日语翻译的普及更广泛，因此，以上两种翻译方法都没有成功。
严复翻译的《天演论》，他将原书名中的"evolution"译为“天演”，现在我们使用的“进化”其实是日译如今，当年由我们翻译的“新汉语”主要见于《几何原本》《万国公法》《海国图志》《英华字典》以及其他西学书籍的汉译本中，今天大多已经废止不用，但是《海国图志》和《万国公法》的名词则大多数流传下来，还被翻译到日本，成为日后和制汉语创作的重要基础。我们为什么弃用了本国人的翻译，而选择了日译版本呢？还要从这两个人说起。中日交流历史上，黄遵宪对日语的认知在中国产生了较大影响。黄遵宪是清末著名外交家、革新家，是初代驻日公使的随员（参事官），在日本生活了五年，因熟悉两国文化，颇有个人见解。
黄遵宪在对日语独特的“汉字假名混杂文”特点作分析的同时，也对日语的假名文字给予了很高的评价，他一度认为：“苟使日本无假名，则识字者无几”。因此，他认为汉语也应在日语的启发下，改进为书写方便、“言文一致”的新型文字。与此同时，对日语论述最全面、评价最高的当为梁启超。他在《清议报》第十期上发表的《论学习日本文之益》（1899年）一文，疾呼“我国人之有志新学者，盖亦学日本文哉”。在对学习日本语言文化方面，梁启超一度还有相对“偏激”的论断：
而学日本文者，数日而小成，数月而大成。日本之学，已尽为我有矣。
有学日本语之法；有作日本文之法；有学日本文之法；三者当分別言之。学日本语者一年可成；作日本文者半年可成；学日本文者数日小成，数月而大成。余之所言者，学日本文以读日本书也。
作为其倡导的身体力行者，梁启超在撰写文章时使用了大量的日语借词，在中日两国近代汉字词汇交流过程中发挥了重要影响。但在当时的社会，民众并非都对日语，特别是对新出现的日语借词表示欢迎。如彭文祖就在《盲人瞎马之新名词》（1915年）中对社会广泛使用的“取缔、取扱、取消、手续、场合、打消、切手”等近60个日语借词（词组）进行了详细分析，认为对这些新名词：此外，《新定学务纲要》中也正式提出禁令，规定“戒袭用外国无谓名词，以存国文、端士风”。刘师培（1884-1919 ）也在《论新名词输入与民德堕落之关系》一文中，将新名词的输入与社会风气联系到一起，称尽管如此，面对中日文化交流的滚滚大潮，大量的日语借词通过留学生或在日学者、政治人物、外交人员的使用而融入到近代中国，丰富和发展了汉语词汇，成为汉语外来词的一个重要来源。在网络文化盛行的今天，我们依然没有停止使用日本词汇。曾经的记“笔记”，如今变成了写“手账”，而“手账”一词就是日本对“note”的汉字翻译。说法一换，瞬间变成众多文艺青年的心头好。此外，今天常见的网络用语，如“宅”“萌”“~族”，以及由此创造的新词“萌文化”“宅男宅女”“干物女”“败犬女”“二次元”等，均是由日本引进而来。“~~控”一词，来自日语的“コン”，它是指很喜欢某事物或某类人的人，借用到汉语后，表现出极强的造词能力，派生出例如：“表情控”“颜控”“正太控”“御姐控”等词。“给力”一词，来自日本动漫作品的日语台词「すごい地味ですね」的翻译，为“不给力啊！”。后来“给力”一词传入中国，普及程度如何不言自明。前两年，田馥甄一首《小幸运》火遍全国，而这种“小~~”的说法，是从“小确幸”而来，这个词源自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的随笔集《兰格汉斯岛的午后》：
想要在日常生活当中找到自己的小确幸，多少需要一些必须遵守的个人规范存在。
据统计，如今为我们常用的汉语词汇中，至少3000以上是借用的日本说法。同时，中国的专用词汇，如“功夫”“武林”“小笼包”等也从未停止过向日本输出。中国与日本，无论是历史上的恩怨情仇，还是今天的风月同天，都印证着两国始终是一衣带水的邻居。李运博：《古典文献对日本语言文字的记述——从古代到清朝末期》，《日语学习与研究》，2012年第2期，第78-85页。屈文生：《和制汉语法律新名词在近代中国的翻译与传播——以清末民初若干法律辞书收录的词条为例》，《学术研究》，2012年第11期，第122-129页。胡杰，刘晓飞：《汉语与日语的相互影响研究》，《长春师范大学学报》，2018年第37卷第5期，第76-79页。 王丽：《日语与汉语的相互影响》，《科技展望》，2016年第26卷第30期，第195-196页。吕文涛：《语言接触视阈下汉语中的日语借词研究》，2019年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。王婷：《21世纪以来现代汉语新词中日语借词的研究》，载《山西能源学院学报》，2019年第5期。袁佳莹：《日语汉字词对现代汉语的影响》，载《世界家苑》，2018年第7期。陈金娜：《试论汉语对日语的影响及意义》，载《神州·下旬刊》，2018年第1期。邓圆：《汉语对日语语言文化的影响研究》，载《语文建设·下半月》，2015年第9期。
